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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作者在2017年2月19日的CF40季度宏观政策报告论证会第30期暨“双周圆桌”第175期“人民币汇率与金融稳定”上就徐忠和张斌的主题演讲所作的点评。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整理，未经作者审核。
两份报告做得都很好，非常全面、深入、客观，报告的主要结论也是有说服力和可信的，与大多数市场机构的预判和看法接近。简而言之，经济增速会继续下行，但是幅度可控。要抓住一切机会，深入推进市场导向的改革，汇率应尽早考虑采取一些更基本的措施。
我补充两个有针对性的评论。
徐忠局长的报告就像中国南北分野之中的北方大汉一样，粗犷豪放，尽管非常全面客观，但是非常粗线条。报告的主要判断是经济下行，主要结论是不能总是采取经济刺激政策，后果很严重，要实施改革。
张斌的报告就像江南女子一样，温婉细腻，有一些精巧的逻辑。比如，对于资本流动，报告从内外利差的角度入手提出了有趣的解释；对于产出和价格之间的背离，报告也提出了精巧的分析，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两份报告相互补充。徐局长的报告在大的方向和框架上的把握都很好，但是不够细腻，张斌的报告恰恰在这些层面上深入展开，并且提供了非常有启发的精致逻辑和丰富的细节。
我在报告内容的基础上，做些个人的补充。
我个人觉得经济政策，包括面向政策的经济形势分析报告，一定要立足于预测。因为政策产生效果需要时间，经济形势报告一定是落脚在政策建议上，所以必须有预测。这是与学术研究非常重要的差异。
从全球、包括从中国市场多年经验来看，做预测，结果必然会打脸。这个宿命绝对不可能逃脱，这是市场规律。所以一个好的形势分析一定要检讨过去预测所出现的严重背离，，并思考基础预测在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偏离，以及如何应对。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政策建议和政策分析，才是一个严肃负责的分析。因而针对报告的框架，我建议要补充一些内容，比如要检讨过去错在哪里，紧接着提出未来可能错在哪里。沿着这样的角度会看到很多的问题。
在我个人看来，2016年在两个重要的方向上，绝大多数的预测都被打了脸。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是部分二线城市房价暴涨，2016年初、2015年底，看到这一点的人不是很多。第二个是2016年商品价格或者PPI暴涨，站在事前的角度看到这一点的人同样不是很多。
如果不对这两个变化有深刻的检讨，就很难说把握住了现在经济运行的脉络，如果没有把握住经济运行的脉络，又怎么对经济做预测呢？两位报告人对PPI的暴涨都有一定程度的涉及，张斌分析相对更精巧一些，但是这些分析都有值得深入推敲的地方。
关于房价。个人认为现在的讨论，与房价正在发生的真实现象之间，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许多关于房价的分析与房价正在发生变化的基础事实之间没有太大的关联。当然这一判断可能是错的，但是如果真如我所言，说明我们目前对影响整个经济运行的最关键的变化实际上还是茫然无知的。在这种条件下，怎么可能做好预测呢？
关于PPI，我补充两个技术性细节，一方面是想说明这些问题需要深刻理解，现在我们对它的理解是不足的，另一方面是想说明这些技术细节有必要在这里讨论。
第一个细节是物量数据与增加值数据间的矛盾。如果检查2016年的物量数据：粗钢产量、铁路货物的运量、发电量、用电量等等都是大幅反弹的。但是如果检查工业增加值数据，会发现数据没有增加，全年来看是走低的，季度数据也没有看到增长。有人说这是工业增加值的结构性差异所致，但是进一步检查钢铁行业工业增加值，发现这个数据创了新低。即使对于黑色金属行业而言，也出现了物量在上升，但是同时工业增加值在下降，这之中存在明显的矛盾。
在理论上只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物量数据的统计口径比增加值要窄。统计物量指标时，大量小企业被关闭，所以企业订单集中反映在大企业当中。物量统计口径大概只有增加值统计口径的2/3，不到70%，所以会产生背离。我个人相对比较倾向这种解释，但是没有太多的证据。
第二种解释是，统计局一直用单缩法计算增加值，而2016年的价格变化中，单缩法和双缩法会发生背离。从总量数据来看，上游产品价格涨幅比下游产品大得多是普遍现象，所以在双缩法情况下，增加值增加额一定比目前的数据高。真实的情况一定介于两种解释之间，但是我无法判断哪种情况居于主导，这需要获得底层的详细数据才能解答。
第二个细节关于CPI。如果仔细看CPI，会发现CPI上升的主要推动力量都来自非食品，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特别是今年春节，CPI达到2.5%，上涨的主要原因不在于食品价格，而是非食品价格。有人认为非食品价格上涨源于商品价格上涨，所以消费品在涨。但是再细看非食品价格，发现是非食品项下的服务在涨，而不是消费品涨，服务上涨主要是在旅游、医疗、教育等部门，所以很难认为这些项目与商品价格挂钩。因此，经济的真实运行情况实际上远比研究者拍脑袋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对这一现象有许多解释，我认为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个人认为一个值得考虑的解释是营改增。第三产业实施营改增使得原来被低报的交易量由于相互扣税的影响而被披露出来，第三产业产量因此变高。特别是交通运输行业上涨显著，甚至超过2011年，可能就是因为交通运输行业之前存在大量漏报低报现象。如果看非食品价格的增速，可以看到非食品价格是2016年5月份以后开始加速的，而营改增正是在2016年5月份才开始推出的，这二者相互印证。
这种解释未必正确，但如果这种解释是对的，把营改增数据的冲击去掉之后会发现，CPI也许没有上升，猪肉、蔬菜、玉米、粮食的价格都在跌，即构成CPI数据的最大门类都在跌。魔鬼存在于细节之中。现在回头来看为什么会被打脸，为什么PPI、房价涨这么多，研究者有很多的理由，但是在报告当中缺乏令人信服的讨论，这样会使报告缺乏说服力。
2017年需要警惕风险事件
市场对今年经济形势的主流预测是经济增速下行，但是幅度可控。我完全同意这样的基准预测，但在这里提几个可能会遭遇的风险事件，或者说“黑天鹅”事件。
第一，今年的投资会不会由于换届效应格外强劲，从而超出预期？虽然目前我还没有看到非常扎实可信的数据，但我认为要考虑这样的可能性，即由政府推动的投资（不一定是基建投资，也可能是制造业投资）也许在2017年上半年会出现大幅上升。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现象，让我们不得不对它保持一丝警惕。比如，目前各省披露的投资规模总计已经约40万亿，这个数据也许有夸大的成分，但是这表明各个地方领导要“大干一场”的积极性很高。因此，可能再度出现“换届效应”。如果效应兑现，再加上张斌讲到的“供应收缩，很多产能还在关闭”，我们也许会看到2011年经济过热现象重演。2011年经济突然过热，投资上升是一大原因。
这只是我的一个风险事件的预测，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发生，它只是一个潜在的黑天鹅事件。但是我们事先考虑到并做好预防工作是有益的。
第二，中国三四线城市房价会不会出现转折，就像2016年初的二线城市一样？现在主流的预测是三四线城市库存压力大，房价继续下跌，但一旦发生转折，宏观影响也会很大我的看法是这个时间点未必在今年上半年，也许在下半年，或许略晚。越靠前就越属于黑天鹅事件，越往后发生的概率越大。
如果出现这个局面，我认为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应对同样会十分被动。第三是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它对于经济发展可能并不属于黑天鹅事件，但是由于刚才的讨论没有涉及，所以我在这里提出来跟大家讨论。
当我们逐季观察过去四个季度的数据可以发现，去年下半年或者全年经济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政府的基建投资在去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下降非常大。去年三季度就出现一些下降，但是进入去年四季度，整个公共财政支出出现大幅下滑。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与此同时，制造业投资触底反弹，最后造成的结果是，整个经济增速虽然保持平稳，但是内部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徐忠局长说整个经济增速都是基建和房地产支撑的，但是去年四季度不是这样的。四季度制造业投资增长很多，房地产没有很显著地上升。至于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变化，我不知道原因，所以我在这里提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不论这个命题沿着哪个方向走，它都是我们在政策分析和研判经济走向时值得讨论的内容。
最早我提出的一个可能影响因素是PPP。因为政府在大力推PPP，而PPP都找国有企业做马甲，原先政府基建都在基建投资数据里面，PPP项目的推行导致很多投资体现在国有企业和银行信贷中。换言之，制造业投资上升可能是地方政府“借腹生子”导致的变化，所以一头基建下，一头制造业投资上，基本抵消。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我们对地方债务风险以及很多形势的分析，在追逐数据的时候务必要给予足够多的重视。
一个证据是股票市场去年四季度一直在炒PPP概念。但是基建投资数据是下降的。为什么PPP和基建投资呈现跷跷板效应，我怀疑基建投资被藏在了制造业投资里面，如果藏在制造业投资里面，就回到一开始的形势判断，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追究的问题。
这个解释有可能是不对的，我的同事在讨论的时候就提出强烈的反驳意见。他认为PPP只是杯水车薪，无法解释整个基建投资的下降，他认为制造业投资上升就是企业自发的行为。他们的证据是，制造业的投资出现在产能过剩行业，集中在中上游部门，例如煤炭和炼焦领域。他们的解释是，这些行业的利润在去年上半年上升很大导致：第一，这些行业在信贷市场上的信贷约束下降了；第二，随着紧缩投资的流动性约束的下降，行业会反弹；第三，去年焦炭行业毛利润达到历史最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具有新一轮扩产的冲动，而扩产的冲动会直接体现在投资上。如果这样的看法是对的，我们需要深刻检讨现在用行政力量推动供给侧的收缩，在一些行业和领域，是不是已经走到了死胡同？
沿着这些层面，我们对数据需要更细致深刻的解读，对许多情形的演变可能性要提出多种演化路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政府决策层和市场预期，这是我们在预判2017年经济形势的时候应该注意的。（来源：新浪财经） |
